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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 “無抵押,不放貸”“要貸款,先理財”“發放信貸,株連家人”……中小企業融資為何這樣難

  信用貸款金額從300萬元降到50萬元,仍然沒有辦成。銀行提出必須抵押貸款。但市值將近700萬元的房子只給貸200多萬元

  某省防疫專項再貸款企業名單上的3064家企業中,一度出現60.2%的企業因為抵押物不足、缺乏有效擔保而無法貸款的局面

  西部某城市的一家公司在5000萬元再貸款發放後第6日還款50%;另一家公司得款不到一個月便全部歸還。企業家反映,這對企業解決融資難幫助不大

  文 |《瞭望》新聞週刊記者 王井懷 胡旭 張翅 鄭璐

  中小企業是保就業、保民生的“底盤”,事關“六穩”“六保”政策的成效。今年以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財政資金大力幫扶民營企業。企業家們獲得感如何?

  日前,《瞭望》新聞週刊記者走訪天津、湖北、重慶、四川等地發現,“無抵押,不放貸”“要貸款,先理財”“發放信貸,株連家人”等問題仍然困擾着企業。一些企業負責人説,由於為民企“解渴”與銀行考核之間存在矛盾,部分銀行為中小企業提供的貸款往往是“畫餅充飢”。

  堵點一:無抵押不放貸

  元創品智(天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疫情發生後流動資金一度支撐不了2個月,開工率僅25%。上半年天津市金融局組織的一場座談會上,當地一家銀行的負責人當場表態:提供300萬元信用貸款。

  然而這筆貸款到現在仍沒到位。公司負責人王晨説,信用貸款金額從300萬元降到50萬元,仍沒辦成。隨後,銀行提出必須抵押貸款。但市值將近700萬元的房子只給貸200多萬元。公司不得不放棄,目前資金缺口高達1300萬元。

  企業普遍認為,缺少抵押物是融資難最主要的原因。本刊記者瞭解到,某省防疫專項再貸款企業名單上的3064家企業中,一度出現60.2%的企業因為抵押物不足、缺乏有效擔保而無法貸款的局面。

  對此,企業負責人和專家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以新技術創新抵押物。清華大學互聯網產業研究院院長朱巖認為,物聯網技術可以使企業每筆訂單成為抵押物。企業可以發行基於交易信用的資產證券化產品來融資,這將為沒有抵押擔保但經營效益較好的民企開闢新的融資渠道。

  二是發揮互聯網銀行作用。武漢大學中國新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羅知認為,與傳統銀行相比,互聯網銀行、供應鏈銀行可以結合企業的發票、訂單、貨物等大數據來控錢和控貨,減輕銀行對企業抵押品的要求,為企業融資提供新方式。

  堵點二:發放信貸株連家人

  記者走訪瞭解到,目前民營企業在商業銀行貸款,除了提供抵質押或擔保之外,一般還需要股東和法人代表簽署個人連帶責任保證。如果股東或法人的婚姻狀況為已婚,不少銀行還要求其配偶簽署無限連帶責任協議,而不管配偶是否參與企業經營管理,或者貸款是否用於家庭開支。

  “讓一個與這筆貸款使用毫無關係的人承擔風險不合理,不符合市場規則。”成都一名企業負責人説。

  四川民營經濟研究院副院長楊騫等專家分析,配偶簽字擔保,使得個人資產與公司資產之間的屏蔽被打破了,很多民營企業家由此背上沉重的精神負擔,甚至引起嚴重的家庭矛盾,違背“有限責任公司”的制度初衷。

  多位企業負責人建議,儘快叫停對民營企業貸款的“家人株連”,進一步清查和規範銀行的此類“越界”風控措施,以及在追償過程中的不合理手段,嚴格區分企業法人財產與股東個人財產,嚴格區分企業人員個人財產與家庭成員財產,重建民營企業家家庭成員與企業經營之間的風險隔離牆。

  堵點三:中介挖坑雁過拔毛

  今年9月,四川格律森木材加工廠負責人趙中偉,突然接到一個自稱某銀行信貸部業務員的電話,對方説,新冠肺炎疫情後國家對中小微企業進行扶持,可以提供貼息貸款。

  半個月後,缺錢的趙中偉按指定地址找到了這家“銀行”,發現其實是一家融資中介公司。“當時業務員有六七十人,還挺正規的樣子。”經過諮詢,這家中介稱可以幫忙向銀行申請50萬元低息貸款。趙中偉先後交納5000元保證金和1.5萬元擔保費後,雙方簽訂合同,約定“20個工作日內發放貸款”。

  然而,過了20個工作日,趙中偉滿心期待的貸款卻不見蹤影。當他10月底趕到當初籤合同的地方,發現公司已經人去樓空。“更令人寒心的是,公司樓前已經聚集了十幾個像我這樣受騙的人”。

  記者瞭解到,近些年,大量以助貸為主要業務的融資中介公司在市場上湧現,不少面臨融資難題的企業把目光投向它們。然而,層出不窮的中介亂象讓本就困難的民企雪上加霜,不僅將承擔更高的利息,還可能像趙中偉一樣被騙去中介費、擔保費。

  一家民企負責人對記者説,他曾經接受過多家融資中介公司的服務,拿到貸款的年利率至少為12%,“不貸款,企業沒有資金運轉,貸了款,這麼高的利息也能把企業拖垮”。有民企負責人質疑,為什麼企業直接去銀行辦不了的貸款,到了中介公司卻可以?

  有業內人士分析,貸款人之所以要找融資中介公司,有的是為了圖方便圖省事,還有的可能是因為其自身資質已無法直接向銀行申請貸款,需要中介幫其“扭轉乾坤”。不過,部分中介公司的辦法也並不高明,有的甚至偽造公章、PS各種證件。

  專家及受訪民企負責人認為,融資中介的目標應該是幫助企業簡便、高效獲得貸款,而不是招搖撞騙、雁過拔毛。建議加強對融資中介行業的監督整治,對公然行騙、偽造材料以及倒賣信息等違規違法行為要堅決查處,對相關中介機構和人員依法嚴懲。

  堵點四:濫用信用抬高門檻

  天津、四川等地民營企業家反映,目前銀行放貸過於看重企業家的個人信用,有些要求過於“苛刻”。

  今年上半年,元創品智(天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向銀行申請貸款過程中,銀行以一名企業合夥人“信用不良”為由拒絕放貸。“事實上,這位合夥人多年前在一個公司擔任董事,但不久便離開這家公司。這家公司出現不良記錄後仍然牽連到他,進而影響到我們公司的貸款問題。”王晨説。

  多地企業負責人認為,對不良信用記錄,應該進行分級管理:對於確實影響銀行信貸安全的要嚴格摒棄;對於不影響放貸安全的失信行為,要放寬信貸限制。王晨認為,要有“有限懲罰”的態度和措施,防止出現一人失信,企業被拖垮的情況。

  堵點五:新貸款無優惠

  某中部城市的一家市級紓困專項資金支持企業名單上的企業,受疫情影響該公司在5月份以前基本無資金流入,但是房租、人員工資等各項固定費用必須開支,資金缺口較大。

  公司財務經理劉文介紹説,去年12月底放貸和今年3月到期兩筆貸款,因疫情期間公司無資金歸還,銀行展期到2020年9月,利率分別是6.96%和6.09%,和4.35%紓困利率相比差距較大,並且無法享受紓困利息補貼。

  “我們希望展期利息能享受紓困利率,因為確實是在疫情期間發生的,但銀行沒有同意。如果要享受紓困資金貼息,必須先還款後貸款,現在企業沒有辦法,只能多方籌款自救。”劉文説。

  對此,眾多受訪企業呼籲金融機構在一定時期內對企業實行適當的免息減息政策,並對存續期的貸款也進行相關調整,給企業減負,放水養魚。

  同時,中國建設銀行一位分行副行長認為,針對中小企業風險抵禦能力弱,貸款風險積聚的情況,政府可考慮設立專門的擔保基金,在疫情過渡期內為企業的銀行融資提供適當增信。

  堵點六:要貸款看税收

  武漢一家主營電子化服務和管理體系的微型創新型企業,2019年度銷售收入30多萬元,研發費用投入80多萬元。受疫情影響,2020年1至5月銷售收入為零,費用支出20多萬元。

  企業負責人説,企業先後在漢融通平台向多家銀行提交過貸款申請,均不予批貸。貸款銀行對公司資質不滿意,審批貸款門檻較高,“主要卡在主營業務收入較少,納税額度不達標上”。

  專家認為,目前全國大部分地區都缺少純政策性的融資擔保機構。雖然一些地區有國資控股的融資擔保機構,但是兩者差異很大。純政策性的融資擔保機構定位在彌補市場不足、為缺少抵押品的中小微企業提供增信,擔保費率低於1%,不以贏利為目的,屬於普惠金融的範疇。

  專家建議,儘快建立純政策性的融資擔保機構,或者向國資控股融資擔保公司注入財政資金,為能夠正常經營、有發展潛力的中小微企業兜底風險,幫助它們擺脱困境。

  堵點七:一筆資金多套標準

  疫情發生後,各地出台財政貼息貸款為企業解決融資難題,降低融資成本。不過,記者瞭解到,由於人民銀行、審計部門對財政貼息資金的使用監管標準不一,一些企業選擇少用甚至不用這類貸款。

  一位銀保監局負責人介紹説,差異表現在對貸款用途的監管上。在實際操作層面,無論是審計部門還是人民銀行的要求都非常細緻。比如一些物資保障企業,買米和買油被認定為符合貸款規範使用標準,但買一些副食品就會被認定貸款使用不合規,需向審計、人民銀行説明情況。

  過於嚴格的使用規範讓一些企業直接拒絕申請再貸款,一些享受再貸款的企業也在發放後提前部分或全部歸還貸款。比如,西部某城市的一家公司在5000萬元再貸款發放後第6日還款50%;另一家公司得款不到一個月便全部歸還。企業家反映,這對企業解決融資難幫助不大。

  重慶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陳晴認為,事後審計是財政貼息資金必須經歷的過程,但也應考慮其設置的科學性,減輕企業負擔。陳晴建議,貫徹“佔有即所有”的資金使用基本邏輯,把好入口,管好出口,對具體企業的資金流向,臨時拆借安排,不宜管得過嚴過死,避免資金的隱性使用成本增加,難以達到給企業過橋減負的作用。同時,推行涉財政貼息貸款的事後監管普查與抽查相結合,兩部門互認審計結果。

編輯: 李海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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